如果我真配得上翻译家这个称号，那我这个翻译家也算得上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虽然改革开放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基本国策，但对参加过1977年高考并因此而改变命运的那代人来说，那次高考无疑是国家拨乱反正的破冰之策，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先声。对我个人来说，40年前进城赶考的往事还历历在目，1977年那个温暖的12月不仅是国家历史的转折点，也是我人生之路的拐点。
我1953年4月出生在四川省自贡市，祖籍是四川省江北县水土镇石坝乡（今属重庆市北碚区）。我父亲原名曹延德，1943年11月在重庆参加青年军时改名为曹征，1944年3月随所隶属的新一军干部教导总队学生大队二中队赴缅甸对日作战。伊洛瓦底江畔的抗战经历成了父亲一生最辉煌的记忆，也成了他后半生沉重的历史包袱，这包袱也传给了他的5个儿女。我从上小学的那天起就知道自己与大多数同学不同，面对学籍表上“家庭出身”一栏，自己往往都无从下笔，文革开始后我被归于“黑五类”，上山下乡后又属于5%“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此自己要获得一分收获，就必须付出数倍于他人的努力。虽然那段历史已一去不返，但十滴汗水换一分收获早已成了我的习惯和心态。
等待下乡期间，我曾到宜宾柏树溪内昆线上干过半年维护铁路路基的活儿。1971年7月，我插队落户到眉山县修文公社永光五队。上大学读书的梦想还藏在心底，我把姐姐用过的文革前的中学课本都带到了乡下，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则偷偷挑灯读书，连数理化习题也一道道地认真演算，两年后我真还差点儿因此上了大学。如今不少人以为被“文革”废止的高考直到1977年才恢复，其实1973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曾有过一次高考，只不过参加考试者必须先经“群众推荐、领导批准”，而且还必须是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青年（包括下乡知青）。我本来就不怕干活，栽秧打谷犁田耙地更是一学就会，一会就精，下乡不久就当上了队里的生产组长，反过来带领贫下中农学大寨。所以我虽然出身不好，但仍然通过了推荐，参加了文化考试，并以不错的成绩被省内一所医学专科学校拟定录取。可没想到的是，后来四人帮捧出“白卷英雄”，颠覆了那届高考，尽管我每天都下地干活，一年挣3000多工分，但还是被划入了“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之列，结果与当年许多高分考生一样名落孙山。此后上大学的途径就只有经“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样招生的弊端显而易见，对“黑五类”子女也更加不利。我当知青的表现堪称优秀，群众推荐不成问题，但每次都没通过批准或复审。父亲知道我做梦都想上学读书，而且一直因没给我一个好出身而深感内疚，于是便尽其所能参加了“走后门”的队伍。那时物资供应匮乏，城里人的肉糖烟酒都按人头配额凭券供应，所以每年招生推荐后，我父母和小弟小妹一个月的副食品配额都会被基层干部或招生组享用。只有一次例外，因为那年我父亲乘公共汽车去拜见家乡某校招生组，结果他一个月的工资连同全家人当月的肉糖烟酒配额券都在车上被扒手给偷了。当然，父亲始终也没能为我走通那道后门。
想学莎士比亚用的那门语言
早就想学英语，但真正学英语却是从1978年进校后那个春天开始的。77级学生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都想把被文革和上山下乡耽误的青春补回来。在这种决心驱策下，我总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自己英文基础比其他同学差，所以每晚教学楼熄灯后，我还会在教室里秉烛读书。教学楼和宿舍之间有一口树荫掩蔽的水井，井水很凉，夏夜读书困乏时我就去井边打一桶凉水冲冲，抖擞精神后又回教室读书。那时候学校领导有值班巡夜的惯例，时任校长的袁家楷先生（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毕业）有好几次发现我夜读，并叮嘱我少用那口井的水冲凉。那段时间我每天只睡5个小时左右。我经常暗暗勉励自己：“我不笨，但我亦先飞多飞，何如？”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我进校8个月后，往届同学（工农兵学员）毕业时因有学员流失而空出了毕业名额，而当时学校又缺师资，于是学校决定让我占用流失学员的名额提前毕业，并同时留校任教。因此，当77级同学都还在念书时，我已经开始一边读书一边协助教学，并在教学之余开始了自己喜欢的文学翻译。1980年秋季，我开始为80级高师班上英语精读课。为配合教学，我把许国璋、俞大絪主编的《英语》教材中选配的英语诗歌翻译成中文，辑成英汉对照本《英诗二十七首》，由学校出资印刷成册，寄送各兄弟院校英语系交流。反馈的信息令我受到鼓舞，于是在1982年8月，在开始学英语仅4年之后，我参加了由《外国语》和《译林》联合举办的我国建国以来的首次文学翻译征文评奖（要求翻译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Son”）。在那次包括海内外4000多华人参赛的评奖活动中，我有幸名列前60位，获得“鼓励奖”。与此同时，我还开始在《外国文学》《文化译丛》《诗刊》《星星》《红岩》《绿风》和《译林》等期刊杂志上发表翻译的英美诗歌和小说，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部分拙译也都翻译于那个时期，如吉卜林的《原来如此的故事》译于1981年，司各特的《湖上夫人》前三章译于1982年。
翻译“美国文库”丛书
1992年10月上旬，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先生亲自飞来成都，随身带着厚达1408页的《爱伦·坡集》原著和已于当月3日在北京盖好沈先生印鉴和三联书店公章的“图书出版合同”。合同第四条规定“甲方应于1994年3月1日前将上述作品的誊清稿交付乙方”。鉴于此前签约翻译文库丛书的译者都是数人甚至十多人合作翻译一本书，“面试”时沈先生不无担忧地问我：“你真有把握独自用500天译完这本书吗？”回答是肯定的。我在合同上签名盖章的日期是1992年10月10日，动笔翻译该书的时间是当月13日。其后除了备课、上课、批改学生作业，我几乎都是夜以继日地潜心翻译。那时候没有电脑和网络，翻译就是伏案“爬格子”，至1994年2月22日，历时498天，我终于译完全书。因舍不得自己一笔一划写成的3307页手稿，我花了两天时间来复印装订，于24日将复印的译稿寄往北京。
回首那段往事，我心中仍充满感激之情，一要感谢杨武能先生大力举荐，二要感谢沈昌文先生不拘一格，三要感谢那位美方审稿人拂尘识珠，四要感谢责任编辑倪乐女士的精心编校，不然我很难得到并把握住翻译三部“美国文库”丛书的机会。说到翻译“美国文库”的机会，其间的一段插曲也值得一说。按照既定意向，我1994年2月译完《爱伦·坡集》后，接着翻译的应该是《霍桑集》。原本说好当年8月底或9月初签合同，但美方合作者提前于8月初就到了北京，当时我正搬入新居，电话还留在旧屋，找不到我的三联书店打电话请四川大学的一位老师捎信，要我与三联联系。那位老师倒是冒着酷暑找到了我的新居，可当时我碰巧不在家，而他只打听到我住几楼，不知住几室，便把写好的纸条从门缝塞进了我对面邻居家（那户邻居数月后才搬来）。三联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我，美方日程又不容推延，于是便另请了译者，而翻译《霍桑集》的机会就这样与我失之交臂。所以后来与朋友和学生谈到把握机会时，我爱戏言说，机会说不定会从门缝中溜走。
我从来就认为，翻译家应该为本民族读者奉献读之有益的译作，为本民族作家诗人提供可资借鉴的文本。所以从开始文学翻译那一天起，我就为自己定下了“填空白”的原则。为此我买来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编的《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著作目录》等资料认真查阅，寻找值得填补的空白，发现值得开垦的处女地。我早期翻译的司各特的三部长诗、斯宾塞的《小爱神》、锡德尼的《爱星者与星》，以及马克·吐温的《亚当日记》都是填补空白之作。而拙译《爱伦·坡集》囊括了爱伦·坡一生所创作的全部诗歌和小说，《弗罗斯特集》包罗了弗氏的全部诗作、讲稿、随笔和书信，《威拉·凯瑟集》则收编了作家的4部长篇和7个短篇小说，这三部文集的大部分内容也都是由我首次译介给中国读者，我把这种首译命名为“原创性翻译”。 尽管我认为重译文学名著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都毋庸置疑，但同时我也认为，做原创性翻译无论如何都更有意义。所以我常常鼓励有志于从事文学翻译的学生多做“原创性翻译”，尽量多开垦处女地。迄今为止，我已翻译出版了英美文学作品近30种，计约900万字。我翻译的作品大多都一版再版，在港澳台地区也很有影响，台湾地区就出版了我7种（10卷）译著，其中《未走之路》一诗自2005年起入编台湾国中教材《国文》第6册，2017年又调整编入国小教材《国语》）第12册。
我虽然被誉为翻译家，但从1978年12月提前毕业并留校任教的那一刻起，我的职业就一直是高校教师，教书育人一直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将其视为我的天职。我历来认为，大学教育的宗旨首先是培养个性和谐发展的高级人才，然后才谈得上发现与传播科学真理，延续与光大人类文明。我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关键就在于“修身”。我曾在为《中华读书报》写的一篇“岁末读书”中说：“知读书之大用乃难以量化的诚意正心，修身养性，常叮嘱学生厌读时不妨读点闲书。”我说的闲书，是指除专业书外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我认为这些文学珍品是陶冶心性的玉液琼浆，而当今外语院系学生所缺乏的正是这种陶冶。所以我曾在研究生学刊上题词勉励学生“始终与好书为友，永远同真理相伴。但在求知求真的旅途中，别忘了欣赏路旁的一泓清泉、草中的一只蝴蝶、山间的一挂彩虹、天边的一抹余晖。别忘了拥抱每一个能陶冶你心性的机会”。我认为不管什么专业的大学生，首要任务都是学会如何做人，只有学会了做人，才能做好科研，做好学问。近30年来我主要从事翻译教学，我认为翻译的基本属性和翻译活动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学习翻译只有“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而研究翻译则须“术高”方能“学高”。迄今为止，我已为2000多名本科生上过专业课，已招收并指导了51名硕士研究生（其中45人已获得学位）和24名博士研究生（其中14人已获得学位）。另外，1996年我曾作为交换教授去美国斯普林阿伯大学开设了一个学期的“中国文明与文化”课程，有11名美国学生在我的课堂上获得学分。
金色的树林中有两条岔路，/可惜我不能沿着两条路行走；/我久久地站在那分岔的地方，/极目眺望其中一条路的尽头，/直到它转弯, 消失在树林深处。//然后我毅然踏上了另一条路，/这条路也许更值得我向往，/因为它荒草丛生，人迹罕至；/不过说到其冷清与荒凉，/两条路几乎是一模一样。//那天早晨两条路都铺满落叶，/落叶上都没有被踩踏的痕迹。/唉，我把第一条路留给将来！/但我知道人世间阡陌纵横，/我不知将来能否再回到那里。//我将会一边叹息一边叙说，/在某个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后：/曾有两条小路在树林中分手，/我选了一条人迹稀少的行走，结果后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
（文章来源： 外教社“翻译学研究”公众号）
